7月27日，长鑫科技在A股上市，市值达3.28万亿元，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公司。8月11日，国仪量子在科创板上市，开盘涨幅达418%，市值440亿元。两家公司均来自合肥，半个月内接连IPO，使合肥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从1.27万亿元飙升至超过4.55万亿元，城市排名从全国第19位跃升至第4位，仅次于北京、深圳和上海。
合肥并非首次在资本市场引发关注。2008年引进京东方、2020年投资蔚来，都是在外界犹豫时果断出手。但此次长鑫的体量远超以往：合肥国资持有长鑫约33.1%股权，对应市值超过1万亿元，账面浮盈接近合肥2025年GDP的四分之三。2026年上半年，合肥GDP达7073亿元，同比增长6.8%，在万亿GDP城市中增速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5.6%，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增长高达92.5%。
合肥的投资逻辑被外界称为“赌”，但合肥自称为“产投”。区别在于，赌是押大小，产投是算账。合肥算的是一笔跨越数十年的账：投的不是单个企业，而是产业链的缺口。2008年，合肥决定引进京东方6代线，项目总投资175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甚至为此暂停地铁规划。当时合肥已是全国家电制造基地，但液晶面板全部依赖进口，“缺屏”意味着家电产业利润大头被外人拿走。合肥的账本是：如果没有面板，家电产业能否留住？事实证明这笔账算对了，京东方三条产线累计投资超千亿，带动彩虹股份、三利谱等配套企业落户，合肥成为全球新型显示产业重镇。
同样的逻辑在2016年用于长鑫。合肥已是面板重镇，但面板驱动芯片、存储芯片依赖进口，“缺芯”成为产业链命门。长鑫一期投资180亿元，合肥产投出资144亿元，占比80%。此后十年，长鑫累计亏损366.5亿元，合肥未撤资，2024年底其他投资方退出时，合肥还主动掏出近20亿元接下老股。2020年投资蔚来，合肥当时已是“芯屏”之城，但缺汽车龙头。蔚来缺钱，合肥缺新能源整车厂，70亿元投资换来蔚来中国总部落户，五年后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1万辆，全国第一。
国仪量子的故事不同，它不是引进的，而是土生土长。2010年，中科大少年班学生贺羽听了一场报告，报告人是他的导师、中科院院士杜江峰。杜江峰讲述团队采购电子顺磁共振谱仪时，国外公司从600万元坐地起价到1000万元。17岁的贺羽第二天找到杜江峰，表示想做国产科学仪器。2016年，24岁的贺羽与杜江峰、荣星创办国仪量子，创业初期办公室仅14平方米。2018年，国仪量子推出国产首台商用X波段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正是当年被卡脖子的那类设备。2025年4月，杜江峰应组织部门要求公开挂牌转让全部股份，贺羽和荣星成为实控人。2026年8月11日，34岁的贺羽在科创板敲钟。国仪量子至今未盈利，2025年归母净亏损579.72万元，但市场给予440亿元市值，买的是高端科学仪器国产替代的确定性。
合肥国资在长鑫的万亿浮盈背后有三个前提：一是账面浮盈，长鑫处于36个月锁定期，实际减持需分步实施；二是合肥此前已完成多轮退出循环，京东方项目收益超300亿元，蔚来项目首期70亿投资一年内收回、净赚35亿元，这些资金又投入长鑫；三是合肥并非没有失败，熔安动力、合肥赛维、鑫昊等离子均亏损，但合肥未因失败换方向。长江商学院教授李学楠将合肥投资轨迹称为“学习曲线”：京东方让合肥熟悉重资产制造周期，蔚来让合肥经历企业低谷中的资本接续，长鑫将合肥带入半导体深水区。
合肥产业规划不因政府换届而摇摆，这在中国地方政府中极为罕见。长鑫从投入到上市历时十年，量子产业布局跨越几十年，每一任主政者都需接着干前任的活。合肥的模式是：中科大提供技术源头，国资提供长期资本，产业链思维提供投资方向，政治定力提供时间。但风险依然存在：长鑫市值若回调，万亿浮盈可能缩水；新能源汽车竞争未结束，蔚来盈利仍存疑；量子产业商业化尚远。合肥用几十年证明，当地方政府愿意用足够长时间算账，账面上的数字会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