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盘中市值一度超过3.6万亿元。这家存储芯片企业的上市，让长期支持它的合肥国资获得丰厚回报——按合肥国资系约37%的持股比例计算，账面价值超过1万亿元，已接近合肥一年的GDP规模。经济观察报就此发表社论，探讨各地学习“合肥模式”时真正该学什么。
社论回顾，合肥的产业投资并非一帆风顺，也曾经历熔安动力、合肥赛维以及鑫昊等离子等并不成功的案例。正是在这些挫折中，合肥逐渐摸索出政府应在产业培育中扮演的角色：不是直接下场干预市场选择，而是着力创造条件、改善环境、弥补市场不足。从京东方、长鑫科技到蔚来，合肥多次在企业最需要资金、市场资本又心存疑虑时下重注，承担了漫长产业周期中的早期风险。
以长鑫科技为例，早在2013年，合肥就出台集成电路产业规划；2014年又推出专项政策，支持企业研发、人才引进和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到2015年，合肥已有50余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这意味着在2016年长鑫科技落地前，当地已具备一定产业配套。京东方项目同样如此——2008年引进时，合肥已有扎实的家电产业基础。项目落地后，合肥所做的也不只是股权投资，还包括提供委托贷款、为长期贷款担保、引入上下游配套等一系列企业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
社论认为，“合肥模式”的成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地具备科研和产业基础，政府制定了符合当地特征的产业规划，提供了优良的营商环境和配套生态，而最关键的是长期坚持——对长鑫科技、京东方的投入期动辄以十年计，并未因政府“一把手”更替而动摇。
然而，很多地方在学习“合肥模式”时存在简化倾向：通过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本，以广撒网方式投资若干初创企业，期望实现招商引资和国资增值一举两得。社论警告，如果看不到这些深层因素，只看到合肥投中了什么，学习就变成用财政资金对市场的“下注”。风险投资本就是少数成功覆盖多数失败的生意，专业机构尚且会看错企业、技术路线和产业周期，地方政府也不会是常胜投资家。若各地一拥而上，大量投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
更关键的是，地方政府使用的是公共资金，投入基金的每一笔钱，都意味着不能再用于教育、医疗、养老和债务化解。对财政收入有限、债务负担较重的地方而言，拿出本应用于民生兜底的钱去博产业翻身，并非理智选择。而且，市场投资者看错可以止损，地方政府却未必容易认输——企业既是招商成果又是政府持股项目，破产或迁出都可能被视为投资失败，甚至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追问。于是本该退出的项目被继续输血，本该接受市场选择的企业被保护起来，一次投资失误可能变成长期财政负担，一些“僵尸企业”的产生或与此有关。
近两年，决策部门不断收紧政府投资基金的边界，要求综合考虑地方财力、产业基础和债务风险，严格控制县级政府新设基金，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2026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政府投资基金。社论称，这相当于一张否决票，提醒地方政府：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能力、有基础、有资源、有必要去“拷贝”合肥的成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