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長鑫科技登陸科創板，盤中市值一度超過3.6萬億元。這家儲存晶片企業的上市，讓長期支援它的合肥國資獲得豐厚回報——按合肥國資系約37%的持股比例計算，賬面價值超過1萬億元，已接近合肥一年的GDP規模。經濟觀察報就此發表社論，探討各地學習“合肥模式”時真正該學什麼。
社論回顧，合肥的產業投資並非一帆風順，也曾經歷熔安動力、合肥賽維以及鑫昊等離子等並不成功的案例。正是在這些挫折中，合肥逐漸摸索出政府應在產業培育中扮演的角色：不是直接下場干預市場選擇，而是著力創造條件、改善環境、彌補市場不足。從京東方、長鑫科技到蔚來，合肥多次在企業最需要資金、市場資本又心存疑慮時下重注，承擔了漫長產業週期中的早期風險。
以長鑫科技為例，早在2013年，合肥就出台積體電路產業規劃；2014年又推出專項政策，支援企業研發、人才引進和政府引導基金髮展。到2015年，合肥已有50餘家積體電路設計企業，這意味著在2016年長鑫科技落地前，當地已具備一定產業配套。京東方專案同樣如此——2008年引進時，合肥已有紮實的家電產業基礎。專案落地後，合肥所做的也不只是股權投資，還包括提供委託貸款、為長期貸款擔保、引入上下游配套等一系列企業發展所需的生態環境。
社論認為，“合肥模式”的成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地具備科研和產業基礎，政府制定了符合當地特徵的產業規劃，提供了優良的營商環境和配套生態，而最關鍵的是長期堅持——對長鑫科技、京東方的投入期動輒以十年計，並未因政府“一把手”更替而動搖。
然而，很多地方在學習“合肥模式”時存在簡化傾向：通過財政資金或國有資本，以廣撒網方式投資若干初創企業，期望實現招商引資和國資增值一舉兩得。社論警告，如果看不到這些深層因素，只看到合肥投中了什麼，學習就變成用財政資金對市場的“下注”。風險投資本就是少數成功覆蓋多數失敗的生意，專業機構尚且會看錯企業、技術路線和產業週期，地方政府也不會是常勝投資家。若各地一擁而上，大量投資失敗幾乎不可避免。
更關鍵的是，地方政府使用的是公共資金，投入基金的每一筆錢，都意味著不能再用於教育、醫療、養老和債務化解。對財政收入有限、債務負擔較重的地方而言，拿出本應用於民生兜底的錢去博產業翻身，並非理智選擇。而且，市場投資者看錯可以止損，地方政府卻未必容易認輸——企業既是招商成果又是政府持股專案，破產或遷出都可能被視為投資失敗，甚至面臨國有資產流失的追問。於是本該退出的專案被繼續輸血，本該接受市場選擇的企業被保護起來，一次投資失誤可能變成長期財政負擔，一些“殭屍企業”的產生或與此有關。
近兩年，決策部門不斷收緊政府投資基金的邊界，要求綜合考慮地方財力、產業基礎和債務風險，嚴格控制縣級政府新設基金，不以招商引資為目的設立政府投資基金。2026年出台的《關於加強監管防範風險促進私募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提出，縣區原則上不得新設政府投資基金。社論稱，這相當於一張否決票，提醒地方政府：並不是每個地方都有能力、有基礎、有資源、有必要去“複製”合肥的成功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