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于6月29日援引三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已与腾讯签署了一份长期供货协议，涉及金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根据协议，长鑫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向腾讯供应服务器DRAM芯片。截至目前，腾讯与长鑫均未对该报道作出回应。
这一沉默并不令人意外。此类未公开的商业协议一旦确认或否认，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保持缄默是双方最稳妥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在同一篇报道中还提到，另有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长鑫正在与其他几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洽谈类似的长期合作。长鑫的招股书显示，其客户名单中已包括阿里云、字节跳动、联想等知名企业。
腾讯与长鑫的这笔大单并非孤立事件。一个多月前，苹果公司被曝正在游说美国商务部，希望获准从长鑫采购DRAM内存，但双方均未回应。与此同时，惠普已向美国银行确认，正在对中国存储供应商进行资质认证，业内普遍认为所指正是长鑫。戴尔、联想也在推进类似的供应链评估。更早行动的则是汽车行业：大众与三星、SK海力士签订了直供协议；现代汽车打破了韩国财阀间不直接交易的传统，直接与三星签约；理想、极氪则选择了美光作为直供方。这些车企的共同点是绕开一级供应商，直接向存储原厂锁定货源。
从美国的苹果、惠普，到中国的腾讯、理想，再到德国的大众和韩国的现代，消费电子、云计算、汽车三大行业，在北美、亚洲、欧洲三大洲，几乎在同一时间窗口内做着同一件事：锁定存储产能。这背后是一股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在推动。
这股力量的核心是AI。一台AI服务器的DRAM用量是普通服务器的8倍，以英伟达GB200为例，单机就需要640GB的HBM和2至4TB的DDR5。据预测，2026年全球AI服务器出货量将超过370万台，直接消耗掉全球超过一半的内存月产能。全球DRAM市场由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主导，合计占据95%以上的份额。过去两年，这三家不约而同地将产能向利润最丰厚的高端AI存储转移：三星收缩中低端产品线，SK海力士将部分HBM产能转向通用DRAM，美光则直接退出消费级存储品牌，将所有资源压向数据中心。
这种集体转向的结果是，AI吸走了高端产能，通用DRAM的供给被持续挤压。价格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三星今年一季度给苹果的LPDDR报价单季上涨超过80%，SK海力士的报价接近翻倍，全球DRAM合约价一季度环比上涨近一倍，DDR5现货价格累计涨幅超过300%。然而，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消费级DDR5因手机、PC端需求疲软反而在降价，真正紧缺的是服务器DRAM、车规DRAM等企业级产品。全球存储渠道库存已降至仅4周，远低于12至16周的正常水平，为过去十五年的最低值。
供给的极度紧张正在改变整个行业的交易模式。半导体行业过去二十年的惯例是按季度签合同、按量谈价。但现在，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正在成为主流。美光最新财报显示，其手中握有16份三至五年的长期协议，其中14份保底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并预收了220亿美元的保证金。客户提前打款，只为换取一个优先供货的承诺。TrendForce研究副总吴雅婷指出，客户掏钱帮存储原厂扩产，再将产能锁走，这种模式过去从未出现。瑞银预计，明年长期协议将占到整体DRAM出货量的三成，意味着市场上三分之一的DRAM在产出前就已被锁定。
存储芯片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按季度议价的大宗商品，变为需要战略性锁定的关键资源。6月3日，九个美国贸易协会联名致信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要求政府出面缓解存储芯片短缺，并特别强调“不能让非AI的其他实体产业遭受负面冲击”。行业协会求政府干预供应链，上一次出现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在这个新游戏中，中国存储厂商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分析师郭明錤精准地概括了这一转变：2022年苹果评估长江存储是为了压低NAND成本，那是“锦上添花”；这次找长鑫是为了管理DRAM供应风险，这是“不得不为”。三年前是长鑫需要大厂的背书来证明自己，如今是大厂需要长鑫的产能来保障算力基建不被断供。不过，长鑫的产能仍远低于国内需求，苹果从长鑫的采购既不能实质性降低成本，也无法填补供应缺口。大厂们寻找长鑫，本质上是多一个来源就多一分保障的战略思维——买战略资源，看的是“有没有”，而非单纯的性价比。
这轮存储紧缺会持续多久，行业并无共识。TrendForce预测2026年四季度供需缺口缩至5%，2027年一季度可能平衡；美光管理层认为紧张将持续到2027财年之后；三星内部则判断AI驱动的超周期要到2028年前后才走向终结。正因为没人说得准，不差钱的科技巨头们才不敢等，行为模式已从“等等看价格会不会降”切换为“先把货锁了再说”。这一行为模式的切换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