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繁榮不僅在重塑科技產業，也在從根本上改變亞洲的股票投資遊戲規則。一場由少數AI芯片巨頭主導的史詩級上漲，正迫使基金經理們做出一個違反直覺的舉動：賣掉他們手中表現最好的股票。

據路透社報道，朱庇特資產管理公司（Jupiter Asset Management）的基金經理山姆·康拉德（Sam Konrad）正面臨這種“幸福的煩惱”。他管理的亞洲股票收益基金今年表現優異，主要得益於在臺灣和韓國市場的AI相關持倉。然而，這些贏家股票的權重變得如此之高，以至於觸發了基金內部的風險控制規則，迫使他不得不賣出部分頭寸。

“我們被迫成為了臺積電、三星和聯發科的賣出方，”康拉德表示。截至今年，這三家芯片製造商的股價分別上漲了52%、159% 和184%。

極端的市場集中度

康拉德的遭遇並非個例，而是當前亞洲市場一個結構性難題的縮影。僅僅三家亞洲大型科技公司——臺積電、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目前在MSCI亞太（除日本）指數中的權重已合計接近三分之一。這種集中度在許多主動型基金的投資規則中被認定為過高，從而觸發了系統性的被迫賣出。

這種集中度的影響是深遠的。臺積電一家就佔據了臺灣加權指數（TAIEX）41.5% 的權重，而三星和SK海力士合計佔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SPI）的55%。這使得這些曾經代表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準指數，如今幾乎變成了對一兩隻股票的豪賭。

滙豐銀行（HSBC）亞太區股票策略主管赫拉德·範德林德（Herald van der Linde）指出，這種集中度帶來了結構性的挑戰。隨著這些權重股持續跑贏大盤，基金會發現越來越難以增加敞口，從而強化了一個“被迫賣出—低配倉位擴大”的循環，即便這些公司的基本面依然強勁。

資金流向的劇變

這種扭曲的市場結構正在加速資金從主動管理型基金向被動型基金的轉移。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的分析顯示，過去五年，亞洲主動型基金累計淨流出2690億美元，而被動型基金則吸收了51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其中僅最近六個月就佔了四分之一。

法國巴黎銀行證券亞太區現金股票研究主管威廉·布拉頓（William Bratton）形容近期被動型基金的流入規模“在過去十年裡沒有先例”。

這種資金流動的規模在單個市場層面也表現得淋漓盡致。韓國交易所數據顯示，5月份外國投資者投資組合再平衡導致韓國股市創紀錄地流出了279億美元。與此同時，野村證券（Nomura）追蹤到，今年迄今為止，從美國註冊的基金流入韓國和臺灣市場的資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204億美元。

基金經理的應對之道

面對這種極端的市場環境，主動型基金經理們正在尋找新的出路。他們正沿著AI供應鏈向下挖掘，買入市值較小的公司，並強調不被動跟隨失衡市場指數的投資策略的優勢。

例如，安本投資（Aberdeen Investments）的亞洲股票高級投資總監艾薩克·通（Isaac Thong）近期增持了ASMPT和Grand Process Technology Corp，這兩家都是芯片製造企業的中型供應商。而朱庇特的康拉德則更偏愛大盤股，其基金近一半的資產配置在臺灣和韓國。他持有電子製造商鴻海精密和廣達電腦的股份，以及SK海力士，其最大持倉是芯片設計公司聯發科。

“我們的基金與基準指數截然不同，我們的投資方式也與同行大相徑庭，我們認為這有助於我們跑贏市場，”康拉德表示。

風險與啟示

這種集中度風險是一把雙刃劍。近期，由於投資者對AI估值產生擔憂，韓國股市在三個交易日內從其歷史高點下跌了12%，臺灣股市下跌了6%，凸顯了市場在拋售時的脆弱性。伯恩斯坦（Bernstein）的亞洲量化策略師魯帕爾·阿加瓦爾（Rupal Agarwal）警告稱，自4月以來的持續上漲已將亞洲股票的集中度風險推至“前所未見”的水平。

這一現象並非亞洲獨有，美國市場“七巨頭”佔標普500指數約三分之一的權重也曾引發類似討論。但在亞洲，集中度更為極端，演變速度更快，對資金流向和投資策略的衝擊也更為猛烈。對於關注AI產業的投資者而言，這不僅是一場關於技術前景的押注，更是一次對市場結構、風險管理和資本流動規律的深刻考驗。